在炕上依次躺着的是大舅、外祖母、母亲、我和姐姐,母亲却永远仇恨她的父亲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国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刚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孤独的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去,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方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年少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离乱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祖母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祖母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褴褛的衣衫。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她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祖母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祖母。
1949年,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一个平原被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孑遗,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外祖母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祖母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从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
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的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20年后终于彻底获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被划为右派和终获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轻于鸿毛。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祖母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10岁的我也因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人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地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庭的成员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总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有了工作,我考上大学,外祖母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即使那些迫害过她的人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祖母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两年后我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顽强茁壮。真正苦的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之躯,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往往连狱警也感动含泪。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漂泊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她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灵深处。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又匆匆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我用从朋友处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有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位老人一生节俭唯一值点钱的财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么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姐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想编书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是病了就成了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她心脏开始不适,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钥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的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姐弟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
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缘,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个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事,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儿找你的母亲。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家和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刚烈决绝,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地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尝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祖母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其中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处,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2001年,外祖母过世,那时,我九岁。

       我九岁开始,我们家的院子便多了一个人——我大舅。

     
 母亲属猴他属鸡,只比母亲小一岁,和父亲同岁。一直以来,大舅没有成婚,和外祖母生活。没有成婚的原因,问过母亲,主要是因为早些年外祖父生病,家里没有钱治病停止了他的学业,没多久外祖父过世,两件事情双重打击便受了刺激,精神出了问题,所以一直都是和外祖母相依为命。外祖父过世时,母亲还没有成婚,当然,我也不曾见过,只见过泛黄了的老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外祖母有一座院子,不小,但是院子中间砌了一堵墙隔成了两个,另一个给了二舅一家住着。小时候周六日,母亲放假,和母亲、姐姐常去外祖母家。周六总要住一晚,周日下午再回家。按农村的计量方法,外祖母和大舅住着三间房,不过外面的一间大一些,还有一个里屋。里屋不住人,倒是有一些箱子,柜子被锁着,门经常闭着也不开,也很少进去,因此在印象中很神秘的感觉。外面大间靠西面的墙是农村的土炕和一个平柜,靠着炕和后墙是立柜和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台十四寸大的黑白电视机。屋子中央是火炉,靠南墙放着两个旧沙发,靠西墙是一个放碗筷的柜子。周六我们住下的夜晚,看看黑白电视,聊聊天。在炕上依次躺着的是大舅、外祖母、母亲、我和姐姐。也就是在这个炕上,姐姐给我讲了四大美女和她们的故事;也是在这个炕上,我第一次知道“吴用”是个人名;第一次听武松打虎……记忆中最有趣的事情时,每晚睡觉屋顶的老鼠捣乱,让我们无法入睡。于是乎,往房顶扔东西成了我的乐趣。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母亲专门把小小的我放给外祖母,她独自回家了。夜晚,想母亲,哭个不停。清楚地记得,昏黄的灯光下,外祖母给我五毛钱安慰我,还让大舅假装母亲回来了逗我开心。

     
 关于那里的愉快记忆还有:离外祖母家不远的供销社旁边的露天豆腐脑很好吃,外祖母和大舅经常带我去,虽然都是母亲掏钱;还是在那个炕上,正月里外面的戏场唱戏,七八岁的我和二姨、母亲、哥哥姐姐们一起打麻将。这就是所有有关外祖母家的愉快记忆,均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人们兴奋地欢呼着,然而外祖母却病倒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周六日跟着母亲回去探望。有一次,我们骑自行车到了时,院子的大门是锁着的,我们没有钥匙,到处找舅舅们,在田里找到了大舅。母亲知道外祖母当时病重,怪大舅留下一人自己出去了,心急之下站在田间哭了。拿了钥匙赶回家里,打开门,外祖母坐在那个破旧的沙发上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很久之后病情不见好转,母亲姐弟六人商量每个人一个月轮流照顾。轮到母亲,母亲请了代教帮她带班,带着我去了外祖母家,因此,我在那里的小学读了一个月。那边一个班十来个同学,少得可怜。没有体育课,没有音乐课,除了语文数学,其他时间都在校园里疯玩儿,很是不习惯。后来一个月结束,母亲不得不回学校上班,我也就回了自己的学校。再后来外祖母病重住院,还记得和母亲一起在高压氧仓中待过一次。出院后姐弟六个轮流。在我家时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外祖母把沙发巾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说是在给我们做揪片汤。不知道对于体弱病重的外祖母来说,揪沙发巾用了多大的力气,只是那一幕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后来母亲要参加很重要的考试,没办法二姨接走,最终在二姨家过世了。

     
 外祖母走了,我没有去送,因为太小,母亲顾不上我。只是后来听说,出殡的时候下着大雨,很是不好走。

       至此,所有关于外祖母家的愉快生活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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